就业直接关系到青年的饭碗，是青年及其家庭最关心的问题。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就业优先的“动员令”以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度给出就业问题的“定心丸”，首次将就业优先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人人都想找份“好工作”。我理解的“好工作”是一种流动的状态，青年不必遵从别人眼中的固定模式，而是要结合个人优势、兴趣进行综合考虑。因为对不同立场与条件的人群、对每个人的不同阶段“好工作”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在刚毕业、尚年轻、精力饱满又无甚负担的时候，成长性大概要比薪酬待遇更加重要。哪怕起步阶段多吃点苦，如果这一阶段的积累确实可让你锻炼出足够支撑日后转型、升级的技能或人脉，那这点苦就是值得的。与之相反，哪怕刚开始的薪酬对比同龄人还不错，可如果这个岗位无法提供可观测的成长空间，考察前辈同行都看不出明显的职业上升通路，那就要三思了。一个缺乏进步空间的岗位上，倘若员工在35岁之后突然被裁，将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这在有些特定行业里并不少见。当然，如果这个工作可以让你在几年时间内赚到足够养活自己一辈子的钱，那又该另当别论。总之，“好工作”不是等出来的，一定要多看、多问，多向同行前辈取经。值得强调的是，所谓“好工作”并不等于工作内容一定会让人开心，追求那样的理想状态太奢侈、不实际。但至少这份工作的回报、预期、成就感，能让你有“获得感”，能感到这很“值得”。值得就好，人间惟怨不值得。遵从内心的选择，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在获得个人满足和社会认可的那一刻，你的人生价值也将悄然实现。“小镇青年”分享互联网红利 资源分配亟待均衡上世纪末，在互联网技术崛起的初期，学界曾担心新技术的降临并非必然带来惠及全民的信息繁荣，而是有可能因信息资源对不同群体的准入差异，反过来造成进一步扩大信息不平等的“数字鸿沟”。尤其是当时处在个人电脑价格尚高、互联网资费昂贵的年代，确有理由产生如此忧虑。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通信基础设施的蓬勃发展、网络流量资费的逐步下降，移动互联网的繁荣真真切切地惠及到了我国大江南北，无论你是在城市或乡村，数屏并用、机不离手。跨区域交流、传播、消费变得空前容易，加之各类软件的社交方式不断创新，突破了技术、知识、设备的种种限制，不知不觉之间，“小镇青年”已迅速崛起、“网红”频生。这肯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有乡镇用户的积极参与，才能充分说明中国互联网红利的包容性与普适性。  然而，如果每当人们谈起乡镇青年在互联网空间上的存在，条件反射总会指向“网红”抑或格调有限的视讯产品，或许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乡镇用户的参与方式、涉足领域未及全面。譬如，在互联网公共生活空间与社会议程的设置中，代表乡镇人群的意见表达是否缺乏？又譬如，受益于互联网勃兴而崛起的新经济与创业空间，是否还没有足够的辐射惠泽至乡镇地带？所以，互联网对于乡镇青年的生活方式而言，利是众皆可见的；弊则在于他们的参与度还不够，还需扩大与深化，而这不是单凭乡村自身之力能够完成的。根子上，这仍是一个有关资源平等的议题。

    人们最初的担忧并未过时，只不过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局面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二线中心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但如今，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移动互联网兴起背景下，地理鸿沟正在被消弭，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互联网经济的一系列数据也已证明，“小镇青年”正在成为未来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与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草根创业门槛高 营商环境要风清气正2018年，暂且不讨论更大范围的宏观数据，单是若干备受关注的互联网头部创业企业，就先后遇上了实打实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国内创业环境已发生悄然变化，这应该是一个足够审慎的判断。诚然，大型科技类初创企业与乡镇青年创业天差地别，但共通的议题与关切是存在的。举例一点，合规能力是新阶段创业企业从初期就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过去那种“先违规、后治理，先野蛮积累、后合规洗白”的草根创业路径，再也走不通了。当然，合规需要成本，这必然对初创企业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后来的创业者必须清醒认识到。

    至于怎样为返乡青年创业重塑营商环境？我觉得，不需要刻意营造。以现有的营商环境政策为基础，只要地方上严守规则、尊重契约、法治当先、严防死守，杜绝借公权力“吃拿卡要”的现象发生，那就是在为包括返乡青年在内的所有人创造条件。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不论处于城市和乡镇，创业经营的关键一步都是先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

    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对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巨大潜力可开发，而这种开发的核心一定是要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和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