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深入，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稳中向好，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同时，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贸易转型使制造业就业结构发生变化
近几年，我国贸易模式的转型，给就业带来了转型的机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企主导的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长、珠三角加工贸易额占全国比重长期维持在75%以上。近年来，由于企业资金与经验增长、劳动力与资源成本上涨和汇率升值等内在原因与外部冲击，全国加工贸易占比持续下降，东部沿海诸省内部加工贸易方式占比同期也呈现出由升到降的抛物线特性。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指出，随着贸易转型，制造业总体就业结构也在变化。“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城镇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出现明显下降，随后基本保持平稳，进入21世纪后才出现略微上升趋势。分地区考察可发现，近几年东部和中西部各省区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变化趋势有明显差异性。东部11省区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绝大部分以下降趋势为主，反之，中西部地区17省区中不少人口大省城镇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却处于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部对东部省区制造业的继承性。”
刘春生介绍，从制造业内部各子行业就业结构变化趋势看，制造业中大约2/3的子行业就业人员占比在1%以下，且近年来比重基本保持稳定；纺织业、纺织服装、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就业人员占比明显下降，而计算机通信与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则明显上升，这反映了劳动力正由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科技制造业转移。
农民就业转型有助于提高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农民工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
天津农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洪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表明，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劳动力市场与非农业劳动力市场之间徘徊。在一定时期内，农村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富余劳动力，这部分农民亟须实现就业与身份的双重转型。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延展性表明农民就业转型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后，农民转移就业应从数量转移转向质量转移，后劳动力转移时期应注重提高转移农民就业的稳定性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刘易斯转折点”的延展性与农民就业转型则有助于提高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
刘洪银表示，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的实现受到多种条件约束。其中，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素质显著影响人口红利的释放。劳动参与率越高，人口数量红利释放越充分；人力资本越高，人口质量红利的经济效应越大。当农村非农劳动参与率增长时，在城市劳动参与率不变情况下，全社会劳动参与率就会上升，人口数量红利作用效应也会增长。另外，农民就业转型需要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有助于人口质量红利释放，提高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见，“刘易斯转折点”的延展性和农民就业转型通过人口红利潜能的挖掘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不但如此，农民就业转型还通过人口质量红利释放推动产业演进和经济转型，推动城镇化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大力发展新经济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或掌握某项专业技能，应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主要构成部分。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社会对大学生劳动力的要求越高，大学生的就业难度也越大。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樊泽民说：“从宏观上看，我国就业工作呈现出转型发展的新特征。一是由传统产业就业为主向服务业就业为主转型，二是由就业为主向就业创业相结合转型，三是由体力型劳动就业为主向智力和技能型劳动就业为主转型。”
樊泽民认为，要大力发展新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通过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成长，带动网络就业创业，创造更多适合高素质年轻群体的就业岗位。
“当前，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就要使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创新。现在人力资源的概念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主要指劳动力的数量和体能，现在主要指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包括知识、智力和职业技能等。从就业情况看，目前智力和技能型劳动力比较紧缺。各行业人员需求中最缺的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方面的人才。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发展，今后智力和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要把扩大就业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加快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智力和技能水平上来。而这些也是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机遇。”樊泽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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